摘要：二是提醒政府职能部门，官学的实际已经违背了其初心，其科举之教，已经培养不出德才兼备的人才，而只能培养出唯利是图的功利之徒，又以风晓在位，使知今日学校科举之教，其害将有不可胜言者，不可以是为适然而莫之救也。 ...
简言之，强调人性善，是要与动物划清界限，所以有人禽之辨，或者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之说。
当然黑格尔说的逻辑或者形而上学非常不同于古代或者在康德之前被批判的所谓莱布尼茨到沃尔夫式的现代形而上学。这不是偶然的，我们在他的宗教哲学、历史哲学中找到对中国思想和中国哲学类似的判断，其中一个重要的分界点，他认为中国哲学思想所欠缺的就是他说的这个思辨哲学。
这样的逻辑呢，礼器不是按照用的逻辑，而是按照另外一个逻辑看待的，反本修古的特点，重视质和少的这一面，这是我在《礼器》里面看到的一个例子。今天要检讨的是，在中国思想中欠缺的形而上学究竟是什么？它的实质意涵是什么？ 形而上学这个概念是希腊学者后来编纂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把其中一部分编成为那些在物理学研究之后的东西。只不过我们今天认为我们可以做得更好，自然有些缺陷，我们可以防御病虫害，我们可以用一个办法比自然做得更好。我们对礼器的整个的讨论，没有直接指向真和存在的问题。其实刚才我在这里也只是说说而已，只是证明我们怎么翻都翻不出如来佛的手心，这是一个最大的困难，大的挑战。
所以，在我看来，这是西方思想的最根本的困难。那么这也就是说，孔子对子贡的期许里面，能够看到礼器这个概念所具有的一个更深的一个含义，也就是说，礼器中包含你要成人，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因此我们看到任何一个东西其实有双重的起源，一个起源是它使用的技艺，这个技艺也即是它的用途决定了它的目的，告诉我们关于它的知识，也即是说使用者有关于床的最根本的知识。
因为使用一个事物的人才对该事物有真正的经验和知识。只不过海德格尔说，你真正认识它的时候是使用一个东西时出现了故障——这东西坏了，这时候会发现需要去了解它的本性，认识它的功能。我们读那段亚里士多德，其实他会说这个东西它本身的德性是道或者说我们说的善。那么法象就是一个法象与天地然后制器的学说，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所谓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是道的一个外在形式体现出来，但是呢，行道这一种，我个人认为，其实是以法象为线索、逻辑的。
这是清儒认为宋儒做的工作。而自然应该是始终在那里的东西，不管你怎么改造它，你把树做成木头或者桌子，木杯，那么它始终有一个自然，最终根本不变的东西。
这不仅局限于《曲礼》，像《王制》，说宗庙之器、戎器啊，都不能在集市上出售，更根本的一点是我们看到，这些排除了经济逻辑的这样一个礼器和养器的一个重要不同，是在《礼器》的这篇的篇尾，我念一下，因为这个部分非常重要。《礼记·檀弓篇》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记载，宋襄公在给他夫人办丧事的时候，放了一百罐的醋，还有肉酱，曾子就说，既然是明器，而你往里面真的放东西，岂不是非常可笑的事情。学哲学的问题是你很难看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讨论的如此抽象的和我们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我觉得研究能够真正成熟，就是通过对这个传统的研究，能够让他对理解中国人自身生活的可能性和理想有所帮助，让它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参与建构自己的生活。
我个人是研究自然法的，我认为这句话说的不对，因为如果你说的自然法是西方的自然法那确实不是，中国人没有那套自然法。我们刚才所讲的三个例子是想说，整个礼器的逻辑和养器、用器的逻辑是不一样的，它的一个重要逻辑不在于一个用的本身，而在于其本身能够和人的情以及相关的礼所用的场合里的这样一种关系，所以这个在礼器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说法，就是说，礼多为贵，礼少为贵的区分在什么地方？礼多为贵的地方就是说，因为你用礼物表现这个多的时候，你能够用多把心向外抒发，你给一个人送一个礼，当然这个礼器不是我们今天说的礼物，当你用一个礼器表示这个礼节的时候，如果多能够把你的心抒发出来，那么它就应该用这个多的礼器，但是在所有最重要的场合，观天下之物无可盛其德，也就是说在最精微的地方，在最重要的地方，比如祭天，那么所有天下的器物，你人所造的这些用具，都不能和它相称，所以以少为贵是以其内心者也，这个时候你就要用心来应对这个东西，所以这个礼呢是本身强调礼器所指向的东西，指向志和素的这一面，与我们通常后世对礼的这个评价比如说你们凡常所想的根本不同，实际上礼器最根本的逻辑是返本修古，体现人和器物最自然的一种关系，这个我举着几个例子想初步把试着澄清的一点。这是我举婚姻的例子的一个重要的想法，但具体来说怎样合两姓之好是一个相当麻烦的事情。明器是丧葬用的，丧葬用的器物中包含着两种器具，一种是祭器，一种是明器，也就是说丧葬中既要用死者生前用的祭器，同时也要重新做一种明器。
《奥德修记》二十三段的一个故事讲奥德赛在外面漂泊二十年，回到了自己的家，家里一塌糊涂。这对西方思想影响非常大，因为在中世纪，希腊被罗马征服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柏拉图许多对话后人是读不到的，《蒂迈欧篇》一直能够保存下来，而里面讲的所谓宇宙被创生的故事，当然柏拉图写的时候这只是一个神话，但是这个神话的要害就在于，神这个工匠是怎么做这个宇宙的，当然在那里他并没做这个idea，他只不过是照着这个idea做了万事万物的东西，但是它里面同样有这两个根源。
这是整个西方近代使用具的形而上学能够具有普遍的历史意义的一个真正的关键点。但是更根本的这样一个器物、万事万物的东西能够被理解，首先是人的使用这样一个东西，也就是它最终要被理解为一个用具。
中国人说每个人都有一个职分或者说使命，而且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有运气的成分，也有机缘的因素，也有个人的某些选择。当然海德格尔所做的主要的努力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关系，恐怕不是事物非常根本的一个关系，就是说摆在那儿，用来被你认识的这个桌子并不是这张桌子最根本的关系。是不是中国有一种不同的逻辑，我个人认为它比我们想象的更大一些。嗟我怀人，寘彼周行，后面又说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下一句是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那么觥这个和这个罍，都是礼器，那么在《毛诗》里的作用和后来的《书》里都是讲，这里面实际上是，曾出使，返回以后就应该用这个设飨宴来饮酒，使用的是这个罍和罚酒用的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怀人的诗本身的一个背景，这些器物，《诗经》里所用的名物，我们说大家读《诗经》，是这里面最有意思的部分之一，其实是和礼有紧密的一个关系。这不仅是思想的也是行动的挑战。莱布尼兹说宇宙自然就是上帝的造物，而这样一件作品，无论任何一件自然机器，即使包含无限的部件，也无法造出来。
然后接着说凡家造，祭器为先，牺赋为次，养器为后。这个理解是不是恰切，我不说。
但是这个明显是在现在的世界政治局面里，射这个礼对礼器的理解，要亚于枪这个用具，枪是典型的用具，枪不是单纯的礼的东西，枪最主要是要命中，这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能看出两种不同的形态。我的一个理解是他的后期努力是没有成功的。
但亚里士多德最终不同意这个学说，他最终说床的自然并不在于制造床的木头，而在于床的本性或者形式、形状。亚里士多德举的例子，比如床，木头就是床的自然。
这个关系是什么形式，我觉得还有深入研究的可能性。我们知道，工匠是把木头做成了床，但是床的idea不是他做的，也就是说不是工匠自己发明了床的形状，而是照着这个形状所做的。这个研究，我个人认为比起你们面对的中国自身的传统来说，相当不成熟的一点，其实不仅是技术、体制、个人资质方面的原因，很大程度是我们如何面对这个异己的东西、如何看待这个研究本身，这还是相当不成熟的。其实没有人满意做一个用具，但是你所有的空间如果只是在用具的格局里折腾，那么你要么做一个好的用具，要么做一个好的用具家或者用具的幽灵而已。
这里边有一段以素为贵，至敬无文，什么叫至敬无文？比如祭天的时候，天子服的反而是黑袖，至敬无坛，就是说在祭天的时候是没有坛的，后来呢吸收周礼的讲法，这种讲法引起了很多争议，今天也有天坛，最早坛里边有烧柴，但是在真正祭的时候是扫地而祭，然后要求你要至敬无文。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这样一个讲法是在《物理学》第二卷探讨自然的概念中提出的。
那么我们知道，在奥古斯丁的论述里面有特别重要的一个区分，就是利用和安享之间所做的一个区分。这里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怎么说，在这里有一个相互的试探，她不能就这么相信回来的这个人就是二十年前离开的奥德塞，她一定要知道这是不是她真正的丈夫。
这是安提丰的逻辑，那么自然就应该是这个过程中始终不变的永久性的东西。他的美好，以及它的orthos（正确）。
这样的一个逻辑，20世纪的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强调，这实际上构成了西方形而上学一个非常根本的逻辑，也就是说西方形而上学整个的传统都把一个东西看作是做好的、现成的东西，或者叫做现成存在者，或者叫做既成的物，只不过就我们认识一个东西，我们是把认为所有的东西都像摆在这儿的这张桌子一样，所以我们知道它有一个外形，有一个受到这个外形所约束的被外形所规定的质料，这是一种认识。这正是自然和技艺很少为人注意的真正区别。然后对那保姆说给我铺床，我要单独睡。如果能用的话，儒家讲，死者用生者之器，相当于殉，其实是一个非常不仁的做法。
明器最主要的特点孔子说是备而不用，这里有很深的逻辑，在《礼记·檀弓篇》里，孔子说过一句话，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为也。自然做的西红柿是红色的，我们可以做成彩色的，甚至可以把酸的西红柿做成青色的，把甜的做成红色的，不知道能不能做到哈，但是我觉得在原则上没有什么困难。
整个礼中最迷人的地方在哪儿？西方要么把他理解成宗教，要么理解成文化，按照西方逻辑他也是儒家，但是最重要的是他指的是人，而没有一个文化能在今世仅仅针对人伦的整个秩序做出如此繁密的安排以在传统学术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经学为例，在现代学科体制中竟然难以找到合适的容身之地，面临被肢解的命运，五经被划分到不同的学科领域，经之为经的内在根据也遭到怀疑和否定。
时至今日，高等院校已经成为教育、学术体制的核心与主体，一门学问要想获得生存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在高校体制内取得生存土壤，得到制度化认可。深入地回到传统，发掘传统，其意义正在于从中国传统中去发现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种子，寻求人类普遍价值的中国形态和本土表达。
